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对待殉葬都相当重视，都会通过各种殉葬形式表达对死者的情感，但中国人却是举世公认的最为死者操心的民族，隆丧厚葬的传统一直延续几千年之久。 
        由于中国的殡葬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儒家所提倡的“孝道”精神，因此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简单的看法，认为中国隆丧厚葬的传统源于儒家。于是很多人又简单地得出绪论：要反对隆丧厚葬之风就必须清除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。那么儒家殡葬伦理思想是否就是隆丧厚葬的“罪魁祸首”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隆丧厚葬的原因有以下几点： 

        1、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 
        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是隆丧厚葬的基本原因。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，家族宗法制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。在传统中国，殉葬不单单是埋葬死者这样一种简单的行为，而是演化成一种家族性的行为，起着维系家族血缘关系、强化家族意识、光宗耀祖并且发展家族势力的作用，背负了很多意义。长者在家族宗法制的社会里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，需要子孙全心全意的推崇和爱戴。殉葬恰好符合这一要求。因此，崇尚丧葬、隆丧厚葬本质上就是抬高长者、老者社会地拉的社会行为。宗法制是促成这一“抬高”的社会权力机制，它对中国传统的隆丧厚葬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。事实上，宗法势力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做这一行为上的导向，如谁家未尽心操办上辈人的丧事，就会被指责为“不孝”，反之，则会受到一致的赞扬和推崇。如东汉未董永，父亲死了无钱安葬，于是卖身三年为奴，以埋葬父亲。“主人知其贤，给钱一万，遣之。永行三年丧，欲还主人，供其奴职。”主人见董永执意如此，就说，那就要你妻子织一百匹布吧。董永的妻子只用了十天就织好了。“女出门，谓永曰：‘我，天之织女也。缘君至孝，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。’语毕，凌空而去，不知所在。”（晋·干宝·《搜神记》）后世文人据此衍出黄梅戏《天仙配》，久唱至今不衰。倘若董永卖身换钱喝酒，必然遭到世人的唾骂；但是他卖身葬父，人、神俱受感动，董永也被奉为楷模。 

        2、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 
        祖先崇拜的民族心理是隆丧厚葬的生要原因。在信仰上，中国人历来缺乏抽象崇拜的兴趣，而是重偶像、重直观，他们更多地是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某种实物上。失去了直观物，人们的崇拜就失去了依托。因而，在殡葬上对死者的遗体、遗物尤为看重。同样一块墓碑、一座坟冢、一块灵牌，在中国人的眼中都具有极其强烈的象征意义，并赋予它们一种特殊的魔法力量，因而被视为本家族的一部分。尤其是祖坟，被视为先人的象征和化身。人们暗暗祈求祖先亡灵能降福于本家族，使家族兴旺发达。同时，自己也尽是改善先人的“生活环境”，经常祭祀，以维持情感。对祖先的感情越深，寄托越多，殉葬就越隆重。 

        3、灵魂不灭的鬼魂观念 
        灵魂不灭的鬼魂观念是隆丧厚葬的另一主要原因。人死后，灵魂依然存在，变成鬼。比如墨子就认为“鬼神之有，岂可疑哉！”鬼神当然是存在的，根本不用怀疑。人死后，只不过是生活场所的改变，由阳间转入阴间，而且在阴间同样也需要“吃”、“穿”、“住”、“行”。死者的灵魂在阴间得到安宁、生活快乐，才能保佑阳间的子孙后代兴旺发达、荣华富贵。既然人死后要变成鬼，鬼神既能够作崇于生者，也可以保佑生者，所以，人们要不惜花费重金去讨好死者，祭鬼祭祖。这样，生者无愧，死者欣慰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，隆丧厚葬之习经久不衰。 

        4、“孝道文化”的思想根源 
        儒家极力倡导“仁”，仁从“亲亲”始，即爱自己的亲人，首先就是父母，就是“孝”。“孝为仁之本”，孝是仁的出发点。在孔子看来，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，很难想像他会去爱别人。战国时代儒家有《孝经》，开章明义即说：“孝，德之本也。”两汉“以孝治天下”，东汉时，《孝经》列入“七经”之一，为读书人必读之书，后代屡屡有人来做注释。儒家孝道文化强调对父母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，“事死如事生”，并将它提高到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的社会治理高度。由于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，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、对哀子顺孙行为的积极表彰，“孝”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已经成了一种值得夸耀的荣誉，但在执行“孝”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：人们把表现孝道的方式与崇尚奢侈浪费的风气结合在一起，认为孝就是要在丧葬祭祀中用丰富的物质形式来体现。这样儒家的孝道观就为中国社会崇尚丧葬、乃至屡屡演变为隆丧厚葬提供了一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，也因此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认为“厚葬久丧以送死，孔子之所立也”。 

        5、国家的干预 
       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里，国家的干预也是隆丧厚葬的重要原因。殉葬作为一种社会行为，并不是一个完全自发的领域，而是时时受到国家的干预。国家干预殉葬，一是做出表率，二是通过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强力干预。事实上，每一朝代的隆丧厚葬之风都与皇室推波助澜分不开，比如秦始皇陵、汉武帝以后的诸陵都是隆丧厚葬的典型。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，他从即位之日起，就开始营建陵墓。而明朝在迁都北京之前，曾经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去寻找“风水宝地”。先秦以来，朝廷就依照规定向某些死者赠送物品。如果某个大臣有意行薄葬的话，朝廷也不一定支持。如东汉顺帝时候，梁商遗命薄葬，他的儿子们很想遵循告诫，可是朝廷不同意，赐给梁商油漆得很漂亮的棺材、银缕玉衣等二十八种物品，钱二百万，布三千匹。另外，皇后也赐给梁商钱五百万，布万匹。上行下效，互相攀比，死者的家属岂能不竭尽全力提供最隆重的丧葬仪式，添置最好的葬具葬品？在葬式上，明太祖朱元璋就曾经诏令天下不得火葬，认为火烧父母遗体太“不忍”，有伤“孝道”，违反者要予以处罚。火葬本是一种节俭的丧葬方式，但是它和孝道文化相抵触，所以，宋、明、清三朝代都曾予以禁止，民间也就难以普遍推广了。此外，国家对宗法制的支持，比如皇帝每年都要祭祖等，也都在间接地推崇隆丧厚葬。 
        既然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只是隆丧厚葬的一个原因，因此对儒家的殡葬伦理思想就不能简单地持否定态度，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，古为今用，发展现代殡葬伦理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