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同时不能不看到的是，就当前的现实而言，文化之于殡葬固然重要，却并非事情的全部，也不是其“更重要”的所需，而“更重要”在于：殡葬行业所赖以健康发展的体制或者说制度环境。

　　关于文化与体制的区别，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曾经做过这样的精辟归纳：“‘选择什么’是文化之别，‘能否选择’非文化（制度）之别”，因此，他认为：“文化无高低，制度有优劣”。从中不难看出，体制或制度之所以比文化更重要，就重要在，比较后者，前者是更为刚性、基础性的人文环境，能为后者的发展繁荣提供一个最基本的秩序前提。具体到殡葬行业，也即是说，一个允许充分选择（非权力、非垄断）的良好体制环境，事实上是殡葬文化能否健康和深入发展的基本前提。

　　毋庸讳言，当前我们的殡葬体制，欠缺的恰恰是这样的体制环境。一方面，殡葬机构与行政权力存在一种高度依附的从属关系，相互的利益瓜葛十分密切，行政部门很难站在中立、超然的立场上履行公共监管职能；而另一方面，殡葬行业事实上仍是高度垄断和非竞争性的，由此导致该行业严重的暴利化和“去公益化”——这正如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：骨灰盒几千元一个，一块墓地动辄十几万、几十万，殡仪馆强抢尸体……

　　这种体制环境下，若想殡葬文化得到健康的发展、从容的“选择”，无疑将显得相当为难。比如，关于殡葬，孔子曾说，要“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”，并且强调：“礼，与其奢也，宁俭”；但问题是，如果眼前面对的是一个以垄断暴利为能事，不断追求高档、豪华化且别无选择余地的殡葬体制环境，那么我们如何能做到“宁俭”意义上的“葬之以礼”的殡葬文化选择呢？

　　再如，在我们的传统殡葬文化中，一直强调对于逝世的尊亲，必须坚持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，为父母服丧，应“（心）安则为之”。可是，在一个非公益、暴利化的体制环境下，当丧葬越来越蜕变为一种牟利道具之际，“事死如事生”的殡葬文化又何以依傍？作为生者，在丧葬过程中又如何维持对逝者的“心安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