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中国殡葬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（一）
　　“孝悌”思想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。”在他看来，孝道同时具有内外两重意义，对内是借以启发仁心的自觉，对外是借以象征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的关顾。而理想人格的培养和训练必须朝这两方面努力。在《论语•学初》中，孔子还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把孝顺父母、敬重兄弟的道德修养放在了首位。弟子子游问何为孝时，孔子回答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在别乎？”就是说孝道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仁心诚意，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籍，则与畜牲无异。进而，孔子把“孝”与“礼”结合在一起，孝、悌是礼的主要内容。他从孝悌思想出发，认为不患死但应哀死，因而特别重视、提倡崇祖敬宗的祭礼和葬礼。在回答弟子樊迟对礼和孝的询问时，他说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也就是说在父母生前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，父母死后的葬礼和祭礼也要隆重而庄严。而且他还规定父母死后，子女要服三年之丧。当弟子宰予认为“三年之丧”为期太久时，孔子非常气愤，责备宰予“不仁”，说“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”意思是说孩子生下来后的三年是在父母的怀中抱大的，故而父母死后为父母服三年丧期是情理之中的。在《论语•学而》中，孔子进而说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到后来，要求在三年之内，不饮酒，不作乐，不婚聚，不访友，不应试，不做官，在外做官遇“丁忧”（父母之丧）之事，还要离任回乡守孝三年。后世历代中，如果为官遇到父母之丧，辞官守孝已成定制，即便皇帝不准，也需下圣旨称为“夺情”，以“忠君”之名义夺“孝顺”之亲情。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被弹劾时，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说张居正在丁忧之时不回乡守孝三年，虽有圣旨“夺情”亦不能掩其非。

　　孔子谈到祭祀，说：“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”祭祀祖先，就像祖先在那里一样，祭祀鬼神，就像鬼神在那里一样。祭祀要端庄严肃。孔子的这种精神，是很真挚的，是一种专注的诚恳。在《中庸》里，传承孔子的精神以后，也明白强调“至诚若神”，并明白指出“唯天地至诚，故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，故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能参天地之化育。能赞天地之化育，则能与天地参。”所以，孔子的这种至诚的情怀恢宏雄伟，能与天地大化同流，参赞化育。当然，孔子强调“祭神如神在”，重点乃在追求精神之至诚、礼仪之庄重，以此提升灵性、净化人性，并不在于对一般鬼神的膜拜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也与他所说的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内涵完全一致。

　　孔子的学说中，最核心的观念是“仁”字，仁的根本要义，在于“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”孔子说：“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”，这种精神影响所及，形成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无数仁人志士的传统精神，可谓出于丧葬而超脱于丧葬，出于生死而超脱于生死。宋朝末年，文天祥遗言“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”他以身殉道，为仁义而牺牲，“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”。

　　2．孟子的殡葬文化观：尽心厚葬的孝道

　　孟子继承了孔子的“孝悌为本”的伦理思想，提出“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而天下平。”在《孟子•滕文公上》中他说道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，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。孟子把“仁义忠孝”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标准，极力主张“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”。同时，在《孟子•离娄上》中还说：“事，孰为大？事亲为大。”“事亲，事之本也。”在《孟子•万章上》中提到：“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；尊亲之亲，莫大乎以天下养。为天下女，尊之至也；以天下养，养之至也。”正是在这些理念的基础上，孟子不仅将“礼”和“孝道”作为丧葬观的基本内涵，把礼与厚葬等同，而且还付诸实践。《孟子•公孙丑章句下》中提到，孟子奉母仕于齐，母卒，孟子派弟子充虞请匠人赶制棺椁，并吩咐棺木要好，以厚葬他的母亲。充虞认为孟子对棺材的要求太高、太奢侈，问孟子有必要做的这么精美么。孟子说：“古者棺椁无度。中古棺七寸，椁称之。自天子达于庶人，非直为观美也，然后尽于人心。不得不以为悦；无财不以为悦。得之为有财，古之人皆用之，吾何以独不然？且此为者。无使土亲肤，于人心独无姣乎。吾闻之也：君子不以天下而俭其亲。”在孟子看来，厚葬并不是为了给人看着美观，而是只有这样才算子孙尽了孝心，讲了礼。否则就是不孝。自孟子以后，厚葬意味着“礼”和“孝”的美名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“天命观”，进而提出“修身立命”的生死哲学。孟子在《尽心篇》中阐述到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命，则知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大也。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矣，所以立命也。”孟子在这里肯定人心来自天心，因此人们若能尽心尽力，激发潜能，完成自我根本，便能知悉生命真谛，也就能够“知天，”知悉天心真谛。孟子主张，人们除了应该“知天”，还要能够“事天”，也就是能够存心仁厚，养其正气，才能以人心事奉天心。在此基础之上，孟子明确提出“立命”的观点。他直说人生的寿命，都有定数，或长或短，定数不二，均来自天命，人们面对这种定数，无法变更、无法逃避，只有勇敢面对，通过每天的修身，以待生命责任的完成，也就是安身立命之道。因此，孟子体现了这样几重意思，第一种境界是由孔子而来的“死生有命”，明言生命都有定数，都是命定天数。第二种境界是面对不可知的定数，只有修身以待，日日修身，时时修身，处处行善，达到心地通达，了无遗憾。第三种境界是正因为无法改变天命，所以更应该珍惜眼前的光阴，充实每天的内容，过好每一天。所以，孟子提出积极生活的逻辑起点：“修身”。由之演进的是，唯有修身才可以齐家，唯有齐家才可以治国，唯有治国才可以平天下。也就是形成儒家经典的“修齐治平：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”《大学》所载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；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……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也就是说：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，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；要治理好国家的人，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；要整顿好家的人，要先进行自我修养；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，要先端正他的思想；……思想端正了，然后自我修养完善；自我修养完善了，然后家庭整顿有序；家庭整顿好了，然后国家安定繁荣；国家安定繁荣了，然后天下平定。

　　孟子的修身、立命，进而演变为“养浩然之气”，这也是奠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璀璨文化的重要精神基础之一。浩然之气化为民族的正气，至大至刚，愈挫愈勇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命脉，形成傲对生死的“天地正气”。用宋代名将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可以对“养浩然之气”作最好的诠释。

　　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在秦张良椎，在汉苏武节。为严将军头，为嵇侍中血。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。或为辽东帽，清操厉冰雪。或为出师表，鬼神泣壮烈。或为渡江楫，慷慨吞胡羯。或为击贼笏，逆竖头破裂。是气所磅礴，凛烈万古存。当其贯日月，生死安足论。”

　　孟子的生死观也渗透到他对天地的看法中去，也就是他的宇宙观之中。孟子说：“所存者神，所过者化，上下与天地同流”，也就是说从内心存养善根，即可同化万物，形成超越性的精神，上下与天地同流。这种超越性，同样体现在他所说的“充实之谓美，美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谓神”。孟子主张对精神修养，应循序渐进，先从心灵充实开始，透过养气养心，先充实自我。因为充实自我，而有中心主宰，诚于中而能形于外，所以展现于外，即有光辉气宇、恢宏大度。将这种格局再括而充之，即可称为“大而化之”的圣。这正如宋代宰相张载所言：“大其心以体天下物”。

　　3．荀子的殡葬观：理性的礼义制度

　　荀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他也十分重视和强调“礼”在丧葬中的作用。在《荀子•礼论篇》中，荀子说：“礼有三本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”。礼的三本就是后世所崇拜的天、地、祖先。他又说：“礼者，谨于治生死者也。生，人之始也；死，人之终也。终始俱善，人道毕矣，故君子敬始而慎终。终始如一，是君子之道，礼义之文也。夫厚其生而薄其死，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，是奸人之道，而倍叛之心也。君子以倍判之心接藏彀，犹且羞之，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？故死之为道也，一而不可得再复也，臣之所以致重其君，子之所以致重其亲，于是尽矣。故事生不忠厚，不敬文，谓之野；送死不忠厚，不敬文，谓之瘠。”荀子在这里指出生与死是人生的始与终，两者同样重要，只有敬始又慎终才是君子之道，而厚生而薄死是奸人之道。人死了不能再生，因此作为臣子和子孙的后世都必须隆重送先人以尽孝心，只有这样做才是符合“礼”的。荀子还说：“使生死始终如一，一足以为人愿，是先王之道，忠臣孝子之报也。”“故丧礼者无它焉，明死生之义。送以哀敬，而终周藏也。故葬埋，敬藏其形也。祭祀，敬事其神也。其铭诔系世，敬传其名也。事生，饰始也。送死，饰终也。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，圣人之道备矣。使死生终始莫不称宜而好善，是礼义之法式也，儒者是矣。”在这里，荀子把孝与厚葬联系起来，认为厚葬才能体现出孝，同时也能体现出“礼”。由于“礼”是有等级的，故通过丧礼体现出这种等级制度，所谓的“丧祭械用皆有等宜”。他还说：“君子贱野而羞瘠，故天子棺椁十重，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，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，皆有翣菨文章之等，以敬饰之。”他希望通过这种丧葬中的等级关系，达到“生死始终如一”的目的，从而使伦理纲常制度成为强化遵循的原则。

　　在荀子的生死观中，对儒家的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强化的同时，在对丧葬礼仪更加推崇的同时，也增加了理性的思索，尤其是对于生死与鬼的看法，他认为很多都是心理作用。在《荀子•解蔽篇》中他强调：“凡观物有疑，心中不定，则外物不清，则未可定然否也。”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心中没有定力，则观察事物也不容易明了。荀子还说道：“夏首之南有人焉，曰涓蜀梁，其为人也，愚而善畏。明月而宵行，俯见其影，以为伏鬼也，仰视其发，以为立魅也，背而走，比至其家，失气而死，岂不哀哉！”这里说到夏水河口南边叫涓蜀梁的人，愚蠢而胆小。月夜赶路，低头看见自己的身影，就以为是趴在地上的鬼魂，抬眼看见自己的头发，就以为是站着的鬼怪。直到跑回家被吓死，难道不可悲吗！荀子继续解释到：“凡人之有鬼也，必以其感忽之间、疑玄之时定之。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”。就是说人在疑神疑鬼之际，必然在精神恍惚、神志迷惑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判断。这正是人们出现以有为无和以无为有之时的原因。 所以，荀子明白地指出：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何已也？曰，以其有辨也”，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非特以二足而无尾也，以其有辨也。”所以说，人之所以是人，其特点就是有辨别能力，并不知是两条腿不长尾巴的动物，而是因为能够分别真假、明辨是非，并且清楚判断。像那位先生在月光下走路，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是睡觉的鬼，抬头看到墙上的影子以为是站立的鬼，只敢倒退着回家还被吓死，毫无分辨能力，岂不真正令人可悲可叹。

　　荀子还提到：“祭鬼在律人，并非事鬼”。他认为祭祀的用意在表达思慕的心情。从知识分子看来，主要在教化作用，并非真正事奉鬼神。所以他强调：“祭者，表达思慕之情也，忠信爱敬之至矣，礼节文貌之盛矣，荀非圣人，莫之能知也。其在君子，以为人道也；其在百姓，以为鬼事也。”另外，荀子也拿“三年之丧”来解释：“三年之丧何也？曰称情而立文，因以饰群别、亲疏、贵贱之节，而不可益损也。故曰，无适不易之术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守丧的根本精神，在于表达心中情分，并且化为人文礼节。因此，荀子并不赞同太悲伤，而主张有所节制；此即其所谓：“礼者，节之准也。”而“义”者，“内节外人，外节于万物”。所以“礼”应恰如其分，有所节制，不可怠慢疏忽，也不可过分投入，总之以适中守分为宜。荀子的这个观点和孔子也是一脉相承、遥相呼应的。

　　4．朱熹的殡葬文化观：天命人事的规律

　宋朝大儒朱熹，是“理学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凡事以“理”为主，以“理”衡量万物。朱熹曾说：“人受天所赋许多道理，自然完具无欠缺。须尽得这道理无欠缺，到那死时，乃是生理已尽，安于死而无愧。”在这里，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赋予的，死亡是生理已尽，而谨守上天之理可以死而无愧。反映在人生观上，就是人需要尽心尽力，死而无悔，也正是体现了儒家人文思想的精神。

　　朱熹虽然早年向佛，但是他的殡葬观并不赞同当时已流传的佛教的丧葬理念，他曾强调：“释氏却谓人死为鬼，鬼复为人。如此则天地间常只是许多人来来往往，更不由造化生生，必无是理。”在这里，他反对佛教的轮回观，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总是那么一拨人，在阳世和阴世来来回回，“人死为鬼，鬼复为人”，天地间只是一些特定的人，看不到造化生生不息，所以没有轮回这个道理。

　　朱熹早岁也曾学道，他周围的几位好友也持道家思想，但是朱熹在生死观上并不赞同道教长生之说。他强调：“人言仙人不死，不是不死，但只是渐渐消融了不觉耳。盖他能炼其形气，使渣滓都消融了，唯有那些清虚之气，故能升腾变化。”也就是说他认为清虚之气可经修炼而成，但仍并非真能长生不死。他的这种说法虽然与现代科学道理有所契合，但是其理论基础稍显粗糙，也是与其时代局限分不开的。所以，朱熹认为“说无神仙，也不消得，便有也甚奇异。彼此无相干，又管他什么！”他的这个观点，也是儒家的“敬鬼神而远之”思想的渊薮流长。

　　5．王阳明的殡葬用品文化观：看破生死知性命天理

　　明朝大儒王阳明，著名的心学大师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位置。王阳明对生死的终极问题也有很多感悟，留下很多独到的看法。在《传习录》中，王阳明认为生死之道就是“知昼夜，即知生死”。至于怎么样才能知昼夜之道呢？他进而解释为“知昼即知夜”。那又怎么才能知昼呢？王阳明认为：“汝能知昼，懵懵而兴，蠢蠢而食。行不著，习不察。终日昏昏，只是梦昼。惟‘息有养，瞬有存’。此心惺惺明明，天理无一忌间断，才是能知昼。这便是天德。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。更有甚么死生！”由此可知，王阳明是看破了生死，也超越了生死。林语堂先生著作的《苏东坡传》中，写到晚年苏东坡一心向道，求长生不老之途，最后彻悟看破生死即是了无生死，即是长生永驻。这个观念与王阳明的堪破生死如昼夜的观念也是息息相通的。只不过从苏东坡本人在当时是否真已超越此境界，亦可存疑，毕竟林语堂为后世之人，对王阳明的学说不会陌生，再加上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，以及对不同宗教如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了解，故而可能更多的是林语堂的诠释亦未可知。

　　王阳明是如何做到看破生死并超越生死的呢？就是靠充实生，因而超越死。如同了解昼，就能了解夜；若能了解生的意义，就已同时超脱了“死”。所以，他强调要能“息有养，瞬有存”，把握生命的每一时刻，充实生命，完成自我，存养天心，然后才能将此心直通天心，没有一息中断。反之，如果每天不知珍惜生命时光，只会浑浑噩噩、昏昏沉沉，即如行尸走肉，生亦如死。王阳明这种积极充实人生的态度，可以说与孔子的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的看法一脉相承，与孟子的“尽心则知天”的观点相映成辉，但更富有深意。宋朝张载也曾说：“尽性然后知，生无所得而死无所丧。”同样，也正是因为有这种通透宇宙的思想，张载也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　　王阳明认为“志士仁人”应该“看穿生死”。他说：“只为世人，都把生身命子看来太重，不问生死、不学死，定要宛转委曲求全，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。”他认为以仁心天理为中心主宰最为重要，如果“忍心害理，何者不为？若违了天理，便与禽兽无异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，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。”所以王阳明最重要的便是强调要能够看透“当死不当死”，如若是死，要死有所值。如果当死而怕死，昧了良心，害了天理，这种“偷生”，也不过与禽兽相同而已。他认为像比干、龙逢等贤臣是求仁得仁，“只为他看得分明，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。”

　　同时，王阳明也曾说：“学问功夫，于一切声利嗜好，俱能脱落殆尽，尚有一种生死观念，毫发挂带，便于全体未有融释处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的学问功夫能把一切声利俗念都看破，但对生死还有一丝一毫的牵挂，那就是对全体宇宙生命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参透。所以王阳明又说：“人于生死念头，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，故不易去。若于此处见得破、透得过，此心全体方是行无碍，方是尽性至命之学。”也就是说人生面对生死，要能“见得破、透得过”，才能真正称为合“天地万物为一体”的仁心，也才能真正称为此心与天地大化“行无碍”，这才算是真正尽性至命的成功。此中境界，对精神修养的启发，意义深远。

　　王阳明的生死观念，是与他创立的“心学”传统分不开的，其上承孟子“养气”之说，并进一步的引申发扬，并从孟子所称的“万物皆备于我，所存者神，所过者化，上下与天地同流”，衍化深入到王阳明的“天地与我同体，鬼神与我同体”。具体地说，就是“我是灵明，便是天地神明之主宰。天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仰他高？地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俯他深？鬼神没有我的灵明，谁去辨他吉凶灾祸？”所以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甚至鬼神，本来都经过我心之灵明，融合流通为一体，没有任何间隔。他还说：“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，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；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，亦没有我的灵明，如此便人一气流通的。如何与他间隔得？”这种观念，从人的心灵修养出发，升华为恢宏广阔的生命论与宇宙观的融合。